我出生那年中国GDP仅为5323亿人民币，是现在的1/9。在我记忆里，刚上小学时，粮票还没完全退出，便赶上“价格闯关”，存款不得给予不保值利率，那时候父亲还尝试在黑市上交易国债，贴补家用，现在按照经济学分析1988-1995年发生的就是滞涨。1996年母亲下岗（上一轮国退民进），同年，家里的一只原始股上市，我对股票的兴趣从此埋下种子。我很庆幸，进入证券业这个最公平的行业，最差可以自己营生。更幸运的是，我在一轮大牛市的起点入行，此前证券业可谓哀鸿遍野，很多前辈倒在黎明前。如今，我算是所谓资深人士了，体制内工作七年，体制外体验生活一年，一些机缘巧合，促成我跟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这家公司；又因我的固执己见，取名为倍霖山。

倍霖山是我给Mont Pelerin的法语音译，关于这个瑞士韦沃（Vevey）的度假地，翻译有多种，最直接就是意译朝圣山。至少我认为，因为朝圣山学社，此地得以盛名。1947年4月哈耶克发起成立这个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学术团体，以回复古典自由主义为主要特征，宣扬资本主义和市场自由的普遍性，反对社会主义（哈耶克把纳粹等同于社会主义，后来他认为斯大林的苏联比纳粹更恶劣），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度，是新自由主义的实质和核心。学社有四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里根1980年竞选顾问团的76位经济顾问有22位是朝圣山学社社员，撒切尔夫人内阁中的外交大臣杰弗里·豪也位列其中。朝圣山学社成立之时，正是提倡政府干预的凯恩斯学派鼎盛时期，为了应对1930年代的大萧条，由于罗斯福在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而备受推崇；而到了1970年代，通胀四起，凯恩斯主义被摈弃。滞涨让新自由主义逐步在欧美世界得到话语权，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哈耶克，1976年颁给了米尔顿·弗里德曼，再加上解释税率对税收总量影响的阿瑟·拉弗；从经济扩展到政治领域，公共选择学派的布坎南（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塔洛克，提出日益庞大的财政赤字和旷日持久的通货膨胀是推行凯恩斯经济政策的直接恶果，其政策含义是反对国家干预，主张经济自由；进行政治制度和法规方面的改革，遏制不断膨胀的政府势力，控制官僚主义特权阶层的蔓延滋长。这一系列研究成果，因三位划时代的人物走上历史舞台而大放异彩，1978年的邓小平、1979年的撒切尔夫人和1980年的罗纳德·里根，他们都开启了本国经济的复兴，直到柏林墙倒塌，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被推翻，瓦茨拉夫·哈维尔当选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自由世界获得全胜，新自由主义达到巅峰。

当下谈新自由主义的意义，我认为出于自身的历史观。当下的“中国崩溃论”跟1970年代西方人在滞涨中的感受相似：1970年代美国遭受石油危机和越南战争的失败。英国被两次世界大战榨干之后，高失业与高通胀并存，工会运动变得危险，按撒切尔的话说，要想用社会主义这副药来治疗英国病，就像用吸血虫来治疗白血病一样。政治上，苏联风头正劲，“解冻期”他从基于获得和平的西方敲诈贷款，“冰冻期”又大肆扩张势力范围。当年的美、英要从“通往奴役之路”走出来，并且拥有“梦想英雄目标的权利”（里根语），而如今的中国要实现“中国梦”。

不可否认新自由主义在英、美的成功，尤其特定的历史环境。里根接受了经济自由主义理念和供给学派的主要思想，主要政策是：第一，减税。在里根执政期间，实行了多次以减税为中心的税收改革，仅在他上台的头33个月，个人所得税率就削减了25%。第二，削减社会福利开支，逐年平衡预算。他认为帮助穷人最好的方法，不是由政府救济，而是通过经济增长使总财富增加，最终使穷人受益。第三，放松管制，减少国家干预。主要是撤销和放松政府对企业的管制，鼓励企业竞争和兼并，增强美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第四，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控制通货膨胀。里根执政期间恰逢美国战后婴儿潮一代进入年富力强，经济实力最强的时期，为美国经济转型和财政政策腾挪了很大空间。

撒切尔接受了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理念和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思想，在英国实施“供给端革命”：第一，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主张控制货币总量降低通货膨胀，她认为“货币幻觉”只会削弱竞争力，通过市场竞争和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增长，结束英国经济的长期衰退，通胀从1980年5月的21.9%降到1986年的2.4%，劳动生产率十年间提高了41.7%。第二，实行私有化和放松政府管制政策。撒切尔执政时期，大力推行私有化政策，出售了三分之二以上的国有企业，让全国1/4的民众拥有股份；同时放松行政、财政和金融方面的管制政策，降低所得税率，鼓励自由竞争。第三，减少政府开支。为了平衡预算，撒切尔政府大幅度削减社会福利计划，缩减公共支出，包括削减教育经费、改革医疗制度等，公共开支占GDP比重从42.6%降至40.25%。第四，削弱工会组织。1989年哈耶克90岁华诞之际，撒切尔夫人写信给哈耶克说：“到本周，我荣任首相一职已达十年。很多人非常宽宏地评价我们的政府所取得的成就。当然，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但如果没有那些价值和信念将我们引导到正确的道路、并为我们提供正确的方向，则我们不可能取得一样成就。您的著作和思考给予我们的指导和启迪，是极端重要的；您对我们居功至伟。”

外界之所以看空中国，主要在于看到了1970年代西方的影子，就是凯恩斯过度刺激之后的一系列后遗症，叠加了对中国改革前景的不确定性担忧。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用三十多年的时间走西方一百多年的道路，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有庞大、勤劳、充满欲望的人口，而且完成了工业化，中国为什么在GDP突破8万亿美元之后仍有7%的增长，而美国GDP在达到同等量级之后增速再也没超过5%；中国人均GDP仅相当于日本、美国1970年代的水平；铁路里程仅为美国的2/3不到；我们的银行业经营模式和管制状态也相当于美国1980年代初的水平；我们的能源消耗量仍在增长，第二产业用电占比仍比发达国家高出很多……我们不想拿未来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跟十一届三中全会相比，中国也不是美国、日本、英国或德国，但是我们推崇以历史观和横向比较寻找一个经济体、一个行业和一家公司最优的发展路径和目标情形。我党是善于学习的党，借鉴中西方历史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新政已经可以看清楚大致的框架：体制上，打破收入分配固有格局和既得利益，均匀基层实现机会均等，破除经济体制中的过多的政府干预，盘活私人资本，部分行业向其开放，铁路改革；货币机制上，减少货币供应增速，将被动创造的货币已国际化的形式撒出去，化解过去十年中国的通货膨胀形成机制；财政上，营改增，结构性减税，限制政府开支，惩治腐败；政治、外交上，推进宪政，塑造新型大国关系。八九十年代是中国第一次改革的红利，新千年的头十年是中国享受全球化的红利，未来十年才是中国经济内生增长的黄金时期，更提倡效率和和谐，解决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的窘境，给人民以更好的生活体验，创造公平的创富环境和机遇，人人都有中国梦。在八十年代的自由化改革中，美、英都实现经济转型，股市十年间上涨三倍之多；在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可能迎来新的黄金时期。

我们这些做投资的人在人类群星闪耀的天空下，显得十分渺小，我们无法为社会创造价值，我们只是投资那些能真正创造价值的企业，参与他们价值增长和分配，为之提供力所能及的增值服务。公司核心员工年龄跨度近三十年，有多年跨国公司管理经验、海外工作经验和金融投资经验。我们深知“正心、明道、优术、趋势”是做事业的根本原则，正心、明道，是我们的价值观，我们以客户财务自由为导向，做长赢、稳健的投资，我们拒绝内幕信息，拒绝庞氏骗局式传销炒作，拒绝玩市盈率游戏。优术、趋势，则是我们的方法论，我们以大历史观和国际比较看待宏观情势，以行业比较和价值分析洞察微观机会，做独树一帜的买方研究，拒绝盲从，前瞻性挖掘行业与公司的成长，同时把握价格与价值扭曲的均值回归，顺势而为。

六十多年前，哈耶克曾说：如果信奉古典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还不团结起来，推进他们的愿望，人类就必然要坠入又一个千年黑暗中。但如果我们能够像自由主义在其鼎盛时期那样，相信观念的力量，则我们不会输掉这场战斗。”我们同样要说，在这个价值观混乱的市场，我们要树立新风——倍霖山投资，为信仰而投资！

Mont Pelerin Assets——Investing for fai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