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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剧变再思考


本文由上海财大胡越授权发表

在研究1980年代一系列震惊世界的共产党政权溃败的事件时,我们面临的问题其实有两个:一是矛盾的累积性,从那个名为共产主义的幽灵飘荡在欧洲大陆开始,到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勃列日涅夫主义和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一个德国人在大英图书馆纵览历史所总结出的一套理论,是如何一步步地转变为一个布尔什维克政党、一个苏维埃政权、一个庞大的社会主义联盟,并在这一个个脚印中逐步累积了复杂的统治者内部矛盾、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矛盾、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国家联盟之间的矛盾。

二是矛盾的突然爆发。西方研究者们在第一个问题上已多有建树,他们惊叹过早期的共产主义所创造的大跃进式的发展,和它所代表的某种理想的社会观念,也对后期极权统治压迫个人、指令经济做出过毫不留情的批判,并且充满自信地预言了它的衰败与灭亡(布热钦斯基, 1989),或直指其邪恶本质(里根语)。但是,从来没有一个西方学者能够预料到,这个曾经统治半个地球的意识形态会坍塌的如此之迅速,他们孜孜不倦所分析的各种矛盾、弊端、痼疾能够在原本密不透风的铁板中迅速的撕裂开一道口子,甚至到最后他们所要对抗的敌人——各国的共产党政权都充当了这个巨大的社会颠覆运动的推手。这种疾风骤雨式的社会变革,是应当归功于长期积累的矛盾发生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如果是,那么它变化的具体机制是怎样的?还是归咎于共产主义本身的邪恶基因?(如同某种在特定时间会爆发的遗传病基因)抑或是外部的经济发展进程、宗教渗透、民族分离主义、和平演变手段在80年代突然收紧,过高的压力迫使社会主义国家从内部发生了爆裂?

要研究这个问题,宏观的分析必须与微观的观察结合起来,观察极权政体下的个人是怎样忍耐、顺从、体制化到爆发、反抗,集结成群体的力量。社会原本就是由人构成的,一定规模的反抗性群体力量形成以后,原来他们要反抗的社会就自然的土崩瓦解了,最多也只剩徒具形式的空架子,经不起最后哪怕最柔弱的一击。但人究竟是如何克服极权统治下每一个原子个体的恐惧,跨越自发政治的真空团结在一起,就是这个问题最迷人也最难以攻克的一部分了。

本文作者将试图从混乱的时代变局中理出一条较为清晰的(同时也可能是不切实际的简化了的)逻辑线,首先从共产主义现象自身的矛盾性入手,探究它的原理、纲领是如何不可避免地引起了现实的扭曲,之后在这个扭曲的现实下(从结果来看就是极权统治),个人的政治参与经历了怎样的演变过程。这里的个人,既指普通的民众,也指党员。最后,从整个宏观的苏东地区看宗教、民族主义、和平演变这类体制外因素的影响,它们可能不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但它们一定在很多重要的节点上起了扳道工的作用。如果这一切探讨都顺利的话,笔者也许会尝试去探究一下到底什么是意识形态,以及共产主义的未来。

一、共产主义现象自身的矛盾性

为了避免产生苏东国家走的究竟是不是共产主义道路的争论,然而他们又认定自己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追随者,这里统一将其称为共产主义现象。马克思所构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在物质极大丰富的前提下,生产资料公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社会,到列宁这里就变得更加现实,生产方式的改革不一定是随着生产力的进步渐进发展的,也可以通过革命暴力来实现,从原理上来说列宁主义与斯大林主义一脉相承,但前者因为有着“新经济政策”的尝试而在声誉方面占尽便宜。

1.论私有财产的剥夺

即使是靠暴力建立起来的政权,也需要同你所辖属的民众订立“契约”。洛克认为资产阶级政府的主要目的是保护私有财产,在自然状态中人们就拥有财产权,政府成立后必须保护它,否则人民就有权利推翻现有的政府。 (约翰·洛克, 2007)列宁政府的契约是同无产者签订的,有产者不会同意成立一个政府去剥夺他们的私有财产,所以无产阶级要对他们实行专政,强迫他们与财产分离。当然也不排除会有有产者真心地拥护共产主义,这就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世界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迷恋与狂热,它代表了与过去的完全告别和新生活的开始,以及将个人淹没在向前迈进的国家里的安全感,这个我们可以稍后讨论。

名义上的无产者也并不是真正的无产者,在现实中他们可能是产业工人、贫下中农、与家庭决裂的知识分子,并非一无所有的他们拥护了共产主义理想,即使这种拥护暗含了他们将要向“公有”交出自己仅有的那一丁点儿财产。

要说服个体自愿放弃私有财产,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之前所说的迷恋与狂热,用理想主义的崇高直接战胜个体的渺小,共产主义在过去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收获了仇恨和失望,但也收获了无数理想主义者的拥泵,我们可以嘲笑其今日的失败,但不能用我们自己的卑劣与物质社会里利欲熏心的价值观去怀疑当年那一批最坚贞、最狂热的共产主义者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的革命精神。虽然说再往后,大部分人就堕落到“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但我不是共产主义者”的境界了。二是人仍然从自我功利或社会功利的角度出发,坚信这是最好的发展社会经济、摆脱危机周期、促进公平分配的机制。因为根据马克思所主张的社会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发展不是自发的,发展的周期性和危机将会消失,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特点是普遍高涨,遍及社会生产的每个部门。

2.客观的社会需求能否被合理代表

我们不在此讨论以上理论正确与否,这是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的任务,我们只谈这样的理论在现实生活中的结果。崇拜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者们,给了自己一个模糊的大前提,那就是只有他们知道主宰社会的规律,由这个前提他们推得一个过于简单而不科学的结论,即这一所谓的知识使他们有权利和专权来改变社会并管制其活动。共产党人承认客观需求的存在,并首先提出要用“计划”来科学地满足这一需求,但是将社会上千差万别的个体的需求笼统的看做一个统一的社会需求,社会也未曾进步到熟稔了所有经济发展的规律,可以尽全社会的聪明才智去制定一个足够科学的“计划”。最后,制定计划的权力就落到了——或者说从一开始它就未旁落过——革命的领导团体共产党人手里,不管社会的客观需求里包含了多少种个人的客观需求,现在它们都由“党”来一次性代表了。

而“战时共产主义”可以看作是当权者的第一次违约。在一切都完全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他们滥用了共产主义的概念,“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列宁语)。列宁的这句话其实并没有认定“下命令”是错的,“共产主义原则”是错的,错在于“小农国家”的环境,个人认为这已经为斯大林之后强推集体农庄、完全打破原有小农国家体制埋下了祸根。违约之后他们已经看到了民众的反应:抗粮、罢工、水兵叛乱,理想、愿景遇上现实中的饿肚子,有人要强行拿走你辛苦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自然状态下人类保护私有财产的天性是不容侵犯的,连马克思都只敢在社会生产力达到充分发展和极度发达的前提下去推崇高度发达的集体主义精神,列宁想仅仅用暴力和尚显浅薄的社会工程克服人类先天的自私,着实困难。

但斯大林最终还是完成了列宁未竟的“战时共产主义”梦想。用更无情的暴力(集中营、大清洗、劳动改造、大屠杀)、更洗脑的社会工程(个人崇拜、政治教育、文化审查)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在农业集体化的过程中,大量农民在入社前屠杀、出售牲畜,部分农民毁坏工具、焚烧谷物,这种毁坏公共生产资料的场景与30年代大危机时资本家倾倒牛羊入海一样触目惊心,而比纯粹的消极怠工、效率低下更能让人看到私有财产权概念是如何深入人心。

为什么共产主义的理想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呢?为什么在满足社会需求的过程中,个人的自主性是如此的重要呢?所谓的天性当然是一个答案——为了解释共产主义的失败似乎不得不搬出人性本恶这个陈腐的命题——不过自私并不必要一定是一种坏的品质,只是人这种存在形式决定了每个人都永远只能是一座孤岛,在最本质的层面上我们无法联合为一体,人和人之间的羁绊是靠不住的,政党给的承诺更靠不住,如何能放心地将自己的利益交由社会(实际上是由一个党)去代表?相比之下,人和物之间的关系在外界的破坏下仍然不牢固,可物毕竟不会去欺骗它的所有者,从内在来说它是稳固的、让人放心的。

所以党要代表的人民从天性上反对这种代表,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在技术层面上又无法将这种代表做的尽善尽美,反而摩擦不断、积怨深重,最终只是达成了一种统一的假象。人的天性没有改变,但他们在假象下得到了所谓的集体安全感,个人的符号被不断重复、不断加强的国家符号宣传所磨蚀,渐渐混同了这两个概念。这是苏东国家得以存在数十年的基础,也是它最终覆灭的原因,人不能永远活在这种不稳定的和谐里的。

3.强行代表后产生的特权阶层

如果整个社会只是一个摇摇欲坠的“纸牌屋”的话,问题还不算太严重,但从底层被抽空的权力和生产资料没有为这个结构围上护栏,反倒向顶层集中,造成了头重脚轻的社会体制。权力的集中强迫了生产资料的集中,生产资料的集中又进一步强化了权力的集中,最终诞生了如密洛凡所说的“新阶级” (密洛凡·德热拉斯, 1963)。这个“新阶级”掌握着生产资料,控制着国家权力,唯一还能拿来煽动民众的便是一个暂未实现的共产主义梦想,对于不信仰这个梦想的个人予以严密的政治监控和肉体、精神上的毁灭。民众被分离打散成为一个个的原子个人,除了伟大领袖所指引的共产主义理想没有其他的政治生活,除了国家还没有剥夺的一丁点私人财产以及集体中的份额没有其他物质依靠,有一点点想要改变现状的企图就会遭到秘密警察的逮捕。那么个人最好的选择就是“相信”,相信更强大、更有力的国家机器能够实践诺言,带领整个国家走向复兴,这样自己身在其中,也获得了安全感和对未来的希望。民众未来的可能性被收缩的太紧,那么一旦这个唯一的可能性都不能实现,民众要么绝望,要么就容易产生颠覆性的想法和做法。

二、极权统治下个人的政治参与

1.普通民众

极权统治并没有什么必然会坍塌的宿命。倘若它真的能做到足够极权,那就应该可以将一切反抗势力掐死在萌芽中。宗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极权,存在某种自认为是人类监护者的“神”,人不被当作一个独立的成人,而是从物质到精神都被包办,脑中还要被种下这一切合理性的理论基础。历史上极权统治被推翻之事屡屡有之,但宗教被完全颠覆的总是很少,究其原因在于宗教更重视人的情感需求,人若能自己宽慰自己,再糟糕的现状也总能熬过去。共产主义的极权统治下,通过宣传红色理想来燃烧普通民众的战斗激情,从某种程度上也是满足了人类的情感需求的。但激情过后现实依旧贫瘠、粗糙、黑暗,人就无法保持心灵的宁静,在外力的强制要求下而更容易进入一种伪宁静——“麻木”的状态。

每个人都封闭自己的心灵,每个人在这个社会中都是一个孤单个体,极权在个人面前才可以显现的无比强大。这也就是为什么没有人能预言到苏东剧变,因为当时整个社会都处于一种政治上的真空、情感上的窒息状态,很难想象它会在一夜之间就变得有生机、有活力。

以苏东剧变的先行者波兰为例。波兰相比于其他国家有特殊之处,如天主教在国内的影响力、没有实施大规模的农业集体化等等,但它长期由波兰统一工人党一党专政,手段之强硬以1956年的“波兹南事件”和1970年的机关枪扫射镇压事件为代表。1970年以后波兰的经济就逐步陷入萧条,但大规模的罢工差不多在10年以后才集中爆发,这十年的等待期证明了,个人从服从到反抗的突然转变,需要多久的沉淀与积累。

第一,要有突破政治真空化的组织积淀。哥穆尔卡改革早期,即1956年“十月的春天”以后,波兰的政治空气就有所松动,总书记通过电台向全波兰直播分析苏联模式的弊端,打破了波兹南事件以前,即1948-1953年政治领域一元化领导、经济领域强迫集体化、官僚集团动用各种残暴手段压迫民众造成的真空状态,极权统治下人们不是没有反抗的想法,而是不敢说、不愿说,如今最高领导人替他们说了出来,很快就能掀起人们强烈共鸣。这一层铁幕被打破了,即使之后哥穆尔卡本人从一名改革者变成了反对改革的陈腐老人,他自己播下的火种也是再也不会熄灭的了。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以及在文化和思想领域的“公开性”政策也是同理。

之后,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此起彼伏,最著名的应当是成立于1976年的劳工保护委员会KOR。这种工会组织的出现(允许成立工会恰恰也是1956年哥穆尔卡的改革成果)奠定了之后风起云涌罢工运动的基础,有了非官方的组织能够将反抗的人们联系起来,让心有不平的人们知道这样组织的存在,个人在极权面前才不再孤单,对于极权的反抗也才有了方向。

事实上我们也知道,1980年开始的罢工运动,第一批激进派劳工正是由KOR组织起来的,直到当年9月17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团结工会”宣布成立,极权通知下自发性的政治组织才算是迎来一个高潮。

“团结工会”的胜利足以成为一种历史现象被铭记,揭示了集体安全感、组织安全感对于“反抗”这个概念究竟有多重要。在它成立的接下来500天内,九百万至一千万劳工、知识分子和学生加入了团结工会或其附属团体,创造了世界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一个国家四分之一的人口自愿加入了某个组织的历史记录。这个国家的总人口中至少有四分之一的异见人士,却足足忍受了三十多年的极权统治,如果没有团结工会,你就永远没有机会知道你的父母、兄弟、邻人、擦肩而过的陌生人……心底最真实的渴望与怒火,但只要一旦有了团结工会,人们可以迅速的团结在一起,互相成为彼此勇气的来源,群聚成巨大的力量与政府、独裁者抗衡。

第二,要有实现情感共鸣的社会认知积淀。以两件事为例。1968年1月,反俄诗剧《先人祭》的上映及之后的禁演所引发的反苏大示威,剧场里反俄台词引发的欢呼雷动和剧场外的游行队伍、联名上书体现了民族情感混杂政治情感的社会认同。1979年,波兰出生的教皇若望·保罗二世造访波兰,引发上百万波兰民众朝圣,宗教情感(神性、人权、自由、反暴力)又再一次席卷全国,“一些奇怪的事情确实发生了。同样那些排队买东西的人们,通常是沮丧的、好争吵的,现在变成了兴高采烈的、快乐的集体,一个个都充满了尊严。警察从华沙的主要街道上消失了。但是到处都秩序良好。被长期剥夺了真正的权力的人们,突然又拥有了决定自己命运的能力。这就是能够概括出来的若望·保罗二世的朝圣之旅的社会影响。” (亚当·米奇尼克, 1990)

关于后一件事情的象征意义还可以再讨论些。共产党干部对宗教嗤之以鼻,工人们则把信仰当作勇气的徽章。 (娜奥米·克莱恩, 2010)团结工会领导瓦文萨和若望·保罗二世之间的惺惺相惜,瓦文萨在团结工会办公室启用仪式上一手十字架一手鲜花的标志性形象,宗教情感与政治组织的结合创造了新的政治生态,与红色激情、个人崇拜、秘密警察的旧生态相抗衡。人们既有了团结抗争的勇气,又有了虔诚敬神的宁静,前者让人意识到自己可以决定国家的命运,后者让人意识到自己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打破旧体制的枷锁便只在旦夕。

2.共产党员

工人、知识分子从下而上的推动,是苏东剧变最重要的动因,但这种推动在历史上一般是一个极为艰苦的过程,80年代在苏东刮起的暴风骤雨如若没有上层的推波助澜,那么它可能不会来的这么早、这么及时。

作为这个极权社会的统治者、精英,最终背叛了自己所在的阶层,他们走过的心路历程确实值得探究。这其中最典型也最不典型的代表就是戈尔巴乔夫。

在戈氏的“新思维”改革过程中,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可以用他著作的名称概括,《孤独相伴》。戈尔巴乔夫推动政治改革时,并没有与任何有组织的社会团体或政治势力建立同盟关系,用戈氏自己的话说,“中央委员会百分之七十的人都反对我而且恨我。”他遭到记恨、反对与孤立,但他的政策仍然能自上而下的推行,这种奇怪的党内政治结构缘起何处?

一个原因是叶利钦式人物的出现。他们对于共产主义理想早已是阳奉阴违,通过计算改革或保守于他们的得利,得出了不再捍卫苏联原有制度、及时转移到民主制度为自己捞取更多政治利益的选择。叶利钦本人在戈氏改革中更有蓄意破坏、消极怠工之嫌。美国马萨诸塞州的经济学教授大卫·科茨通过他的研究发现,1975年到1989年苏联经济才开始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放缓,但并没有崩溃,直到1990年夏它的经济才出现绝对下降,这正是叶利钦当选俄罗斯共和国主要行政长官的一年。1991年叶利钦将俄罗斯税收的绝大部分截留而不上交中央财政,当年苏联经济下降3%。 (大卫·科茨, 2002)这之间的因果关系未必如作者说的那么确切,然而一个戈尔巴乔夫再加一个叶利钦,对于苏联解体一定是有其推动作用的。

第二个原因是戈氏的改革确实号召了一批人的“觉醒”。举个简单例子,波兰党中央委员会的成员阿伦特当时对一家波兰报纸说,“以前我天真到以为少数几个邪恶的人要为党的错误负责,现在我不再有这种幻想。我们的整个体制、整个结构出了问题。”新思维在苏联东欧地区引发的政治地震,不仅仅是对底层民众、知识分子,也对曾经真心拥护过、践行过这个体制的共产党员。当许多原苏联党—国精英最终认识到不值得为这一政权制度奋斗并且放弃奋斗的时候,这一政权制度的稳固性也就不复存在了。

三、宗教、民族主义与和平演变

下面要分析的三个因素,我可以称之为“体制外”的因素。

1.宗教作为一个独立机构的作用

宗教因素对民众情感的影响已经在第二部分中分析过,此处要提的是宗教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机构对整个苏东进程的影响,在当时,甚至可以直接说是若望·保罗二世个人对苏东剧变的推动作用。戈尔巴乔夫有句名言,没有教宗铁幕不会倒下。

相比于西方国家,因为政治问题的敏感性和自身政策问题,不能公开支持东欧的分裂活动。(再次以悲剧的匈牙利事件为例,美国只是鼓励匈牙利人民自己去反抗,但从没有表达过自己会参与进来)然而,在希特勒虎视眈眈的二战期间,梵蒂冈都没有为了世俗利益如英美等民主国家同共产国家建交,何况在并无刀光剑影的冷战期间,教宗几乎是公开支持,大大改善了反共人士在国内的境遇。而教宗本人三次造访波兰,并致信波兰军管会主席雅鲁泽尔斯基,给独裁者造成的心理压力是巨大的。如雅鲁泽尔斯基本人,声称自己是唯物主义者,且是军人出身,身经百战,铁石心肠。但在总统府会见了教宗之后,他亦被迫承认:“我双腿发颤,两膝相撞。……教宗,这个穿白袍的人,他从各方面感动了我。没有任何理由……”(余杰, 2009)某一种唯物主义之外的精神的力量,信仰的力量,某位宗教领袖改变了国际政治格局,这在当今中国人看来几乎匪夷所思。但共产党人不要忘记,他们当初或多或少也是靠某种精神的力量改变了世界。讽刺之处在于,共产主义主张唯物论、无神论,要消灭一切宗教和其他信仰,但它本身就是一种用逻辑强加的信仰。

2.复杂的民族主义撕裂了苏联帝国

东欧的民族问题之所以特殊,在于在东欧,民族在文化上的自觉和觉醒先于政治的自觉和觉醒,并对政治觉醒起了推动作用。(赵建波、方雷, 2013)因不满长期处于附庸地位,东欧民族由“他治”转为“自治”,建立了独立的民族国家,不过对于大多数东欧国家来说这个过程绝非一帆风顺,中间会经历了反反复复的入侵、瓜分、割让、重组的过程;而“自治”转“共治”就更加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如亨廷顿所言,“传统制度的解体可能会形成对新的认同和忠诚的要求,而这时民族主义就可以成为凝聚政治联盟的水泥和推动社会变革的引擎” (塞缪尔·亨廷顿, 1989),他所指的是冷战结束以后东欧国家的转型历程,恰好用这个趋势点明了二战结束初期苏联强行压制东欧各国的民族主义是多么逆潮流而动的行为,又多么不利于形成形成“新的认同和忠诚”。

民族主义几乎与“解体”这个概念挂钩,当苏联将自己的共产主义模式强加在东欧各国头上时,他们几乎是在重复着当年沙皇的所作所为。东欧人民天生的反俄情结在苏联的大一统治理下不仅没有得到安抚,反而被进一步激化。1932到1933年的乌克兰大饥荒,被认为是斯大林当局针对乌克兰民族有计划的种族灭绝,不管事实真相究竟如何,苏联在乌克兰强行推行农业集体化、强占农业生产资料和粮食的行为一定对乌克兰大饥荒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是不以民族原因为靶子但行了民族灭绝之实事的例子。而发展到后期,当苏军的坦克开进布拉格、开进布达佩斯,这种行为对于所在国民族感情的侮辱甚至比镇压本身所造成的直接后果更加严重。而叶利钦本人为了夺取政权默许苏维埃联盟分裂,不断扩大地方自主权。将戈尔巴乔夫时期煽动的民族主义提到了民族国家独立的台面上。

3.遏制策略理念的体现:自由欧洲电台

有一批学者将苏联的迅速倒台归功于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我认为这其实是误读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冷战政策、遏制策略。遏制策略的鼻祖——乔治·凯南的长电报系统阐述了美国人对于苏联、对于冷战的看法,他之后发表在《外交》上的鸿文《苏联行为的根源》更是对其长电的进一步发挥。所以,“在苏联显示出侵犯和平、稳定的世界利益的每一个点上,都已不可动摇的对抗力去和俄国人对峙”,最终达到“对苏联的救赎”。 (乔治·凯南, 2011)这里突出救赎并非讽刺,而正是要突出美国人在这件事上的道德层次。美国人要以耐心等待历史呈现不可避免的走势,将共产主义视为暂时遭遇的历史挫折,只要自己努力捍卫民主和自由,对方阵营就会在历史的发展中自然的从内部崩溃。而非一种主动积极进攻、摧毁共产主义的态度。

这种态度可以从布拉格之春中美欧的反应得到例证,也可以在“自由欧洲电台”的经营理念里一窥端倪。我们很难去评价“自由欧洲电台”在苏东的崩溃中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我们知道的只是无论是布拉格之春、匈牙利事件,还是波兰等国80年代的集体溃退,苏联最终的解体,到处都是自由欧洲电台的身影。当人们提到最初的星星之火究竟是如何逃过共产党政府严密的新闻管制迅速扩散出去时,难以受到完全屏蔽的“自由电台”电波总是其中的一种重要途径。甚至有人说在苏联经济糟糕了几十年以后,是自由电台向苏联人民揭示了他们与欧美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究竟是有怎样的天差地别,这才让经济这个因素对于解体起到了真正的推动作用。

然而,电台本身的理念却不是破坏性的,而是保持着一个非常微妙的中立。布拉格市中心“自由欧洲电台”总部大楼二层的墙壁上悬挂有这样一个匾额,来源于《世界人权宣言》19条:“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为了实践这一理念,电台甚至对自己的行为作出了约束:不可自以为合法地直接扮演为自由奋斗的角色,也不去操纵、策划、忠告听众应该采取的行动;小心谨慎地努力为被奴役的人民提供有关他们国家的现实情况,以及来自自由世界的消息,以冷静和可以接受的方式予以解释,以现实主义态度对待实际的政治运动;着重分析长远前景、潜在可能性和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焦国标, 2008)

简单来说,自由电台向铁幕背后的听众传达自由在欧美的现状、欧美人眼中的苏东现状,给出未来的可能性,然后让听众自己对比、选择。这本质上来说将自由理解为“选择自由”,而选择自由的前提是足够完整的信息、和完整真实信息所孕育的思想自由。从这个角度来看美欧的和平演变可能太过理想化,但是这样的一种理念确实帮助自由电台从匈牙利事件之后的骂声中存活下来,捍卫了它的公信力和听众群,被尼克松评价为“我们在东西方斗争中最有效的计划之一”,充分体现了自有媒体在社会运动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如果要全景展现苏东剧变这幅历史画卷,作者头脑中该是一群被扒光了衣服的人给强迫穿上了统一印制的囚服关进了监狱,拿走了他们衣服的看管者虽然表面上也穿着黑白条,可他们抢走的衣服全都藏在囚服的下面。监狱的外面一群穿着花花绿绿的西方人在看热闹,他们不会去打破监狱的大门把囚徒救出来,但他们会从铁窗的缝隙里让里面的人看到色彩。唯一能进入监狱的人是牧师,他们请求囚徒和看管者的忏悔,成为两方对抗中第三方力量的存在。终于有一天囚徒们看烦了这种单调的色彩,也许是受到了外界花花绿绿的蛊惑,也许是被牧师一语点醒,也许是碰巧知道原来其他囚徒也不耐烦了,这个时候监狱的伙食供应也跟不上了,监狱的管理者又搞出个“公开性”政策,让其他管理着把自己藏着的衣服亮出来,囚徒们觉得受骗了暴走了,纷纷抢回自己的衣服,红的绿的黄的白的各种颜色穿上,原有的制度解体了,这就是所谓的“颜色革命”。

这个比喻看起来很扯淡,也不完全贴合现实,但这差不多就是本文想要说的内容。作者之所以要添这个蛇足是因为还想多说一句,颜色不是意识形态,颜色不过是我们穿的衣服而已;上面所说的那座监狱才是,当然,颜色作为这座监狱的从属属性,应当是这种意识形态的一个主要表现形式,可监狱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监狱的看管,囚徒也就无需受管理者的挟持。索尔仁尼琴将整个苏联比作遍布监狱和集中营的古拉格群岛,列宁看完《第六病室》以后觉得自己也被关进第六病室了(结果是列宁造了个比沙皇俄国更可怕的第六病室),意识形态所描述的就是这种完全覆盖你整个生活的建构,你可以很容易发现颜色的单调性(始终生活在一个单调颜色的世界里倒也不容易发现,不过如上文所描述,总有些机会让你发现),但你可能会很快遗忘你生活在一座监狱里的事实,因为它定义了你的生存半径、生活环境等等最基本的生活属性,如果这高墙倒塌,里面的人就如同漂泊在西奈旷野上的以色列人一样,要去寻求上帝的指引了,可一旦产生了对上帝的追求,无非就是再建了高墙,可能比原来宽广、一时望不到边际,可是与原来困住人的意识形态又有何本质区别呢?

所以,一定要提“意识形态”这个虚无缥缈的词,我们会发现除了卡尔·马克思对它大加阐发和运用之外,大部分的定义是非常模糊的,可以理解为“想象、期望、价值及假设的综合”。这种定义下人人都受意识形态的钳制了。如果将概念窄化到政治意识形态,那就可以说是统治机器通过各种手段期望人们产生或相信的“想象、期望、价值及假设的综合”,考虑到当今社会国家相对于个人实力的无比强大,基本上还是人人受意识形态的钳制。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纲领要消灭国家消灭资本,也就是不存在一个统治阶级可以将“想象、期望、价值及假设的综合”强加给民众了,也就是他一直强调的“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极大提高”,在打破了旧体制,拜托了旧的物的束缚之后自发生成了一个新的意识形态——共产主义。

所以,任何想要造一个监狱框住人们来实现所谓共产主义,根本就是违背了共产主义的原意。至于能否随着历史的自然演进发展到共产主义,我只能说,只要我还被束缚在当前的意识形态下,不能摆脱私有、阶级、国家这些固有观念,我恐怕没办法跳出这个框架做任何理性的判断。以及不得不佩服马克思,他当时不过是面临欧洲工人阶级被压迫的问题,究竟是如何想的如此深远和极端,给之后几个世纪,甚至更远,出了一个很长时间内暂时无法解决的大难题。

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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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科茨. (2002). 美国人对苏联解体的分析.

焦国标. (2008). “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的缘起和运作.

密洛凡·德热拉斯. (1963). 新阶级.

娜奥米·克莱恩. (2010). 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

乔治·凯南. (2011). 苏联行为的根源.

塞缪尔·亨廷顿. (1989). 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亚当·米奇尼克. (1990). 通往公民社会.

余杰. (2009). 教皇若望•保罗二世与苏东剧变.

约翰·洛克. (2007). 政府论(下).

赵建波、方雷. (2013). 东欧国家民族主义的多重性.

亨利·基辛格. (1997). 大外交.

纳吉·伊姆雷. (1957). 为了保卫匈牙利人民

新华社新闻研究所.(1993). 苏联东欧剧变与新闻媒介

大卫·科茨. (2002). 来自上层的革命

大卫·科茨. (2002). 美国人对苏联解体的分析

程晓农.(2010). 是谁导致了苏联解体?

雷切尔·沃克.(1999). 震撼世界的六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怎样葬送了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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